陳超
80年代以降，詩歌的進展可堪嘉許。個體主體性的確立和對詩歌本體的自覺，是這一進展的兩項成果。然而，隨著具體歷史語境的變化和我們對深度寫作的探尋，詩歌又與新的困境相遇：我們的詩是純正美麗的，但面對活生生的時代真實性，這些詩的承載力遠遠不夠。
詩歌素材上的潔癖和表達方式的單一，是問題的現象層面；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我以為與我們對詩一這古老文體，在當代新的可能性探求不夠有關。
在我們的觀念中，詩歌是主觀『表現』藝術(抒情性；以及那種以『妙悟』為指歸的隱蔽抒情)。盡管詩人們『表現』的話語形式及意味有高下之列，但它們卻有同等的根基：表現，作為一種寫作姿勢往往通向主觀和絕對。由此，詩人與讀者達成了默契——『我是在表現，你們是在接納這種表現』——即使有時讀者排斥詩人所表現的內容，但他同意詩人預設的姿勢、『語法』。
我承認，這是這時代『閱讀期待』的進步。但問題還有另一面。我們看到，長久以來詩人過分享受了這一默契，流弊所及使寫作成為『孩兒國』的恣情表達。他單一、絕對地歌唱，嘆息，自慰，褻瀆，邀寵，斥罵……以物而喜，以己而悲，暗中以為自己擁有著詩的『真實性』的全部解釋權，具體生存的真實和人的情感經驗的復雜性卻被懸置一旁。表現，這一具有無限選擇可能的觀念，在這裡被導向了主觀和絕對的自我抒情，或對抒情的反向寄生(那些出於情緒化二元對立的『反抒情』乃是一種更大的抒情)。
這樣的詩歌姿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又有虛弱和不成熟的一面。它降低了寫作的難度，抑制了靈魂的成長，使詩走向新一輪集約化、標准化生產。它難以有效地處理復雜的深層經驗和把握具體生存的真實性，喪失了詩的時代活力。更嚴重些說，它在不期中也以另一種方式加入了『集體遺忘』行列。
或許詩人會說，我的寫作對我而言具有真實性。但在我看來，詩人情感的真實不等於詩的真實。前者指向詩的發生學，後者指向詩的效果史。後者乃是問題的全部致命所在，它使詩歌擺脫詩人而具有了自我確證自我持存的客觀價值規范。
面對這種主觀和絕對的抒情寫作，我感到詩在變成單向度的即興小札，消費時代某些文化人的遣興，而不是與時代生存和人的生命經驗彼此呼應或觀照的『特殊知識』。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擴大詩歌文體的包容力，由抒情性轉入經驗性，由不容分說的主觀宣泄，轉入對生存——生命的分析乃至『研究』。
我想將這種寫作稱之為准客觀寫作(不消說，任何類型的寫作都不會沒有一點主觀性)，懷疑和相對立場的寫作。這種寫作要求詩人抑制單向自我的抒情姿勢，忠實於成人精神世界的復雜性、矛盾性和可變性，在詩中更自覺地涉入追問、沈思和互否因素。詩人將自我置於與具體生存情境對稱的立足點上，冷靜、細密、求實地進行分析和命名，探究經驗的多重內涵，呈現其各種可能性。
這裡詩性的沈思不同於人文學科要求的明晰和判然。它是或然的，它不『解答』問題，而是經由詩歌話語的觀照，捍衛住問題復雜性，使之保持活力，以不被『技術時代』簡化的抹殺。與此相應的修辭法和結構法是互否。它使詩歌中不同意向間發生摩擦、盤詰，結構內部設置不同的『聲部』，在更為復雜的語境裡，呈現經驗世界的整體，最終實現詩歌更高意義上的自足。這樣的詩當然是有難度的，但值得一試。
它要求詩人不僅要有修辭想象力，同時也要有歷史想象力。這一雙重考驗有助於使詩歌形式本體論趨向與之相應的生命——生存本體論。或許這種實驗將松動目下詩歌的文體類型學和限定性，但會為這時代的詩歌寫作注入重要性，並提供持久的價值感。
與主觀和絕對的抒情方式伴隨而來的困境是，目下詩歌的詞匯量在以空前的速率減少。這種減少是一種奇怪的減少——它以表面上的增大為掩飾。稍作考察我們就會發現，目下詩歌中的詞匯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與情感有關的形容詞，另一類是『美麗的』自然物象的名詞。這兩類詞在詩歌中的確日益豐富花樣翻新，但從根本上說它們是可類聚的、量上的補充。或許在詩人們看來，前者直接指代情感，後者天然具有『詩意』。因為它們在整個詞義使用的歷史中已積淀下了其抒情性，具有預先注入的『詩性』優勢，詩人何不利用這一優勢?
但我越來越感到，或許正是這種所謂『詩意』，這一套固定的語言綱領，使我們的詩歌缺乏旺盛的活力和生命經驗的重量。對這兩類詞匯的倚重，同時也導致了詩歌語型的貧乏，仿佛大家在寫同一首詩。詩歌作為對生命和語言無限可能性的洞開，其話語領域是無限廣闊的。優秀的詩人對這種廣闊應有自覺承諾。
我想，我們能否使一種有待在寫作中揭示和命名的中性詞涉入詩歌？能否吸收和接引俗語、俚語、口語和方言？能否在『構成性』的詩歌語型中糅入敘述和人際對話？這些或許有助於發展詩歌文體的混成力，使之成為時代生活的血肉之軀上割下的活體組織，而不是停留在『妙語』的水平上。
利用『已成詩意』的寫作，是源於詩人對經典文本閱讀的寫作，它直接趨向他人寫的『結果』，而不是通向使我們寫作的力量。成熟的詩人應該能夠在豐富靈活的不同語型中自如游走，這樣的詩，會使我們感受到它與具體生存的關系。它不僅是可能的，也會是現實的。
考慮到詩歌把握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要求，我還期待能在詩中看到敘事性，那種碎片式的、冷靜的、對『事件』的描述和探尋。這方面艾略特的敘事技藝對我們或會有啟發。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直接處理日常『事件』。
詩人成熟的心智使一個事件轉化成了經典性的、對人具體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擔了比事件更沈重的負荷。詩人既是冷靜客觀地敘事，又是戲劇性獨白和深刻地命名。他將反諷克制陳述、戲劇獨白、沈思追問扭結為一體，寫作者的態度因『事件』本身的復雜性而變得遲疑，構成了詩歌巨大的包容力。這樣，詩的敘事依恃的不再是單維的時間鏈，而成為各種聲部間的爭辯；詩具有了打動人心的生存力量(而不是情感力量)。
詩人是在敘述，但敘述不再是因果關系的交代，他與事件拉開了足夠的距離，一邊敘述，一邊分析自己的敘述，寫作成為朝向精確的摸索。『情歌』在這裡成為被重新研究的一個『新詞』。這首詩(《普魯弗洛克的情歌》)，對敘事性反諷同樣具有啟示。它的整體運思是在反諷一面，但不像我們在敘事反諷中慣用的那樣，簡單地說反話或揭示事件的乖張一面，而是以復雜的立場展現事件內部糾葛中不為人知的方方面面。
在詩中滲入一定程度的敘事性，有助於我們翅膀中絕對情感和箴言式寫作，維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與多重可能。如何使我們的詩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如何使之具有真切的、可以還原的『當下』感，如何使我們的話語保持硬度並使之在生命經驗中深深紮根，我想，模糊一下詩與文的界限，在其中自覺加入敘事因素，也是應予考慮的問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