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萍
龔自珍一生理想是成為王安石那樣的政治改革家，但腐朽的清王朝斷然不會接納這樣一位思想者，這樣就注定了功名失意和生活困頓與其一生相隨，龔自珍在32歲時就已經深感自己命運多舛，故在詩中感嘆：『一簫一劍平生意，盡負狂名十五年。』
龔自珍出生在康乾盛世末尾。他在優裕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當時的大清王朝看起來歌舞昇平，然而，他卻在這歌舞昇平中看出了末世氣象，龔自珍認為，這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衰世，更是一個文明的衰敗，國家閉塞，文人埋首於考據之學，皜首窮經，官員但求無過，世人得過且過，無知而庸碌——所有這一切，都被龔自珍所洞穿。
1815年至1816年間，龔自珍寫了一組政論雜文，總名《乙丙之際箸議》。龔自珍在文章中寫道，古代史書一般都將歷史階段分為三個不同類型：治世、亂世、衰世。所謂衰世與治世單從表面上看來似乎並無多大區別，但衰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人纔極度匱乏和平庸。不用說廟堂之上缺少雄纔大略的纔相，朝廷上沒有纔華橫溢的史官，邊塞沒有威震一方的將領，學校裡沒有聰明優秀的學子，田野間沒有善於耕作的農夫，集市上沒有經營有道的商人，就連小巷子裡雞鳴狗盜之徒也技藝極差。針對這種狀況，龔自珍在文章中提出了『自改革』的主張：『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當時龔自珍還只是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很喜歡王安石陳述變法方案的《上宋仁宗萬言書》，堅信王安石理論是可以拿來改造大清現狀的，『自改革』一詞就是他對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
從這些精彩的政論可以看到，龔自珍對清王朝扼殺人纔的官僚制度進行了深度解剖和抨擊，進而將矛頭直指當時的君主集權制度。龔自珍思想極為先進，其詩文『譏切時政，詆排專制』，為清末的維新改良運動打下了堅實基礎。在百年後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贊道：『(龔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確有功焉。』史學家張蔭麟也曾撰文稱：『龔定庵詩，在近世中國影響極大。既系維新運動之先導，亦為浪漫主義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後，凡號稱新黨，案頭莫不有《龔定庵詩集》，作者亦競效其體。』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龔自珍參加浙江鄉試，九月放榜，中試本省第四名舉人。這是龔自珍第四次參加鄉試，第二年，他到北京參加因嘉慶皇帝六十大壽而增加的恩科會試。抵京後龔自珍住在丞相胡同，會試在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共舉行三場，四月放榜，龔自珍榜上無名。會試雖然失敗，但這次北京之行，對龔自珍的思想發展是非同尋常的一年，他在這一年師從公羊學名家劉逢祿，開始學習《公羊春秋》，這對轉變龔自珍的學術思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龔自珍參加第二次會試。去北京途徑揚州，正逢正月十五元宵節，在這個地處運河畔的繁華古城，龔自珍領略了古詩文中所描繪的燈火輝煌和弦歌曲揚，在繁華的表象下，他看到了社會肌體正在腐爛。四月會試放榜，龔自珍再次落第。在家人催促下，龔自珍捐職內閣中書，這個職位本身就是個可有可無的閑職，在吏部題名簽到後，龔自珍旋即南歸。
在道光二年(1822年)，龔自珍參加了第三次會試。俗話說：事不過三。但遺憾的是，閏三月初十會試放榜，龔自珍又名落孫山。
龔自珍第四次參加會試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那年他已經35歲。這次考試的主考是大學士蔣攸銛，副主考是工部尚書陸以莊、工部左侍郎王鼎、禮部右侍郎湯金釗，同考官有龔自珍的老師劉逢祿。按照常理，這次會試有賞識龔自珍的王鼎擔任副主考，有其恩師劉逢祿任同考官，龔自珍高中的概率要遠遠高於前三次會試。眾所周知，考卷雖然是隱名的，考官並不知道考生是誰，但如果考官對考生非常熟悉，那麼其筆墨和行文風格一眼即可看出，對其進行不違規的關照也在情理之中。但出乎人們預料，在四月放榜時，龔自珍又一次落第，與他同時出局的還有其好友魏源。
這次龔自珍、魏源雙雙落敗，對考官劉逢祿的打擊甚至超過了考生本人，他沒有料到他所賞識的人居然都遭淘汰。會試結束後，劉逢祿專門作長詩《題浙江湖南遺卷》，為龔自珍和魏源鳴不平。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龔自珍第五次參加會試，四月放榜終於過關；四月二十五日，殿試結果揭曉，龔自珍名列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
以龔自珍之過人纔華，居然連續五次、歷經十年纔得中進士，這對當時的選人用人機制無疑是個極大的諷刺，難怪龔自珍後來在《己亥雜詩》中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纔』的呼聲。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龔自珍離京返鄉。離開京城時，龔自珍未攜帶僕從家眷，僱了兩輛車，一輛自己乘坐，一輛裝載文集百卷。離京前，眾多文友同僚置酒送別，並出城七裡相送。
龔自珍在路上邊走邊玩，五月十二日，抵清江浦(今淮陰)；六月十五日晚到鎮江，作《九州生氣恃風雷》詩；九月初九抵杭州，拜見父親龔麗正，隨即到昆山，修復別墅羽琌山館。九月十五日重新出發北上，十一月二十二日接眷屬出京，一個多月後抵達昆山羽琌山館。龔自珍自出都至接眷屬回到昆山，幾個月時間共作詩315首，這就是著名的《己亥雜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二日，龔自珍因暴疾故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從龔自珍辭官南歸至猝然仙逝，差不多有兩年時間，此間他的活動主要是外出訪友吟詩作文，但大多為應酬之作，其中最重要的作品，當首推那篇充滿批判精神的《病梅館記》了。
對於今人而言，龔自珍的政治抱負，或許就是一個悲劇性的烏托邦幻想，但他的啟蒙思想和精美詩文，卻成為滋潤後人的寶貴思想財富，這正如他在詩中所言：『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