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短篇小說《婉子》中的創傷、背叛與人性皈依
□ 王國伍
宏大的戰爭敘事中，個體命運往往被簡化為歷史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或一個數字。然而，我市作家閆建軍發表在《短篇小說》2025年12期的短篇小說《婉子》，卻以沈靜而堅韌的筆觸，將鏡頭聚焦於這滴水珠內部所蘊含的驚濤駭浪。
閆建軍居住在綏棱縣，在國家和省級報刊發表了很多作品。《婉子》的創作源於一位日本遺孤鄰居的人生經歷，小說講述了一個看似『背叛』的故事。小說中的日本少女川島婉子，在侵華戰爭的炮火中失去雙親，被中國百姓救助並撫養，最終在垂暮之年，毅然拒絕了祖國日本的召回，選擇在她受難又重生的土地上堅守至死。這並非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叛國，而是一次深刻的人性抉擇——當國家暴力碾碎了個體最基本的生存與情感需求時，人性深處對溫暖、恩情與歸屬感的渴望，便會昇華為一種更高級的忠誠，從而完成對冰冷國籍概念的超越。
作品通過精妙的情節設置、豐滿的人物塑造和富有張力的語言，層層遞進地揭示了苦難如何讓『有國者』合情合理地『背叛』祖國，而人間大愛又如何彌合創傷，使人性綻放出無悔堅守的偉大光輝。
小說的核心衝突，從一開始就尖銳地指向了『祖國』的雙重角色：既是血緣與文化的來源，也是無情剝奪個體幸福的劊子手。開篇，婉子的悲劇直接源於日本的軍事行動：『天空傳來的飛機的哼鳴聲』和『一顆炸彈落下來了』。作者沒有耗費筆墨描寫宏觀戰場，而是通過一個孩子的微觀視角，將戰爭的殘酷具象化為最原始的恐懼和最私密的喪失。母親『血肉模糊』的軀體，是婉子對祖國暴力的第一次直觀認知。母親臨終遺言——『那是日本的飛機……找到爸爸……回家』——這三句斷斷續續的話，構成了婉子最初的命運咒語與倫理困境。『日本的飛機』指明了施害者，『找到爸爸』是生存的唯一希望，而『回家』則成了一個充滿反諷的奢望。她的『家』，正是被『日本的飛機』摧毀的。從此，『祖國』在婉子心中，與死亡、恐懼和流離失所畫上了等號。這是祖國在她精神世界中的『第一次死亡』。
與祖國暴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兒父子所代表的中國民間人道主義。十三歲的婉子，手無寸鐵，身無分文，且不久後因野豬襲擊失去了雙手，徹底喪失了獨立生存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她已被她的祖國徹底拋棄。然而，中國老漢的出現，卻為她提供了避風港。老漢的善良是朴實無華的：『你的手傷得太重了，到我那裡給你上些藥吧』，『現在世道亂，一個姑娘家單獨在外，真的很不安全』。這種善良，不因國籍、不因身份，僅僅源於對一條垂危生命的憐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漢自身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你媽被小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後，我不續弦，領著你進了大山』。一個身負國仇家恨的老人，卻對一個『敵國』的遺孤施以援手，這絕非簡單的以德報怨，而是人性本能的良善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有力超越。正是這種毫無功利心的接納，在婉子心中播下了新歸屬感的種子。
小說的情節推進，如同一步步將婉子推向那個必然的『背叛』選擇，每一步都充滿了情感的張力與倫理的考量。婉子與根兒一家的共同生活，是『家』的概念被悄然置換的關鍵過程。進城後，婉子從被收留者逐漸成為『這個家的一員』直至從心裡發出『這就是我的家啊』，為下文做了很好的鋪墊。作者通過日常生活的細膩描寫，展現了情感紐帶的形成：婉子『起早貪黑的忙裡忙外』，老漢『格外關心婉子』。當老漢提出『你就叫我爸吧』時，婉子那一聲自然而然的『爸——』，標志著她在情感上已經完成了家庭的重組。這個由受害者與施害者後代組成的特殊家庭，其凝聚力超越了血緣，建立在共同的苦難記憶和相濡以沫的恩情之上。因此，當日本官員後來聲稱『日本纔是您的家』時，在婉子的認知裡，這已是一個偽命題。那個遙遠的、模糊的『出生地』，無法與這個給過她溫暖、給她『爸』稱謂的瓦房相提並論。
老漢提議婉子與根兒成婚的情節，是小說的重要轉折點。根兒與婉兒的兩次相遇埋下的命運伏筆，在此刻被賦予了更深的意味。這樁未被明言應允也未遭拒絕的婚約，成為一種象征性的契約。根兒的離開，與其說是情感的拋棄，不如說是時代洪流下的無奈。而婉子對此的解讀是『他活著，一定會回來的』。於是，她的守候，從最初的感恩圖報，昇華為一種近乎信仰的堅守。她守護的不僅是一個可能歸來的人，更是這份恩情所象征的人間至善，是她重新構建的生命意義。這種守候，讓她在老漢去世後，依然有力量獨自面對漫長的歲月。老屋『漏雨透風』卻不肯離開，因為『房子變樣了，根兒回來會不認得家的』，這句話幼稚而執著，卻透露出她將這座老屋視為其精神世界的唯一坐標，任何改變都意味著對過去承諾的背叛。
小說的高潮無疑是日本厚生勞動省官員的勸返。這場對話是兩種邏輯的激烈碰撞。官員的邏輯是冰冷而程式化的國家主義：『您是日本人』『日本纔是您的家』『這裡的生活條件實在太糟糕了』。而婉子的邏輯，是基於生命體驗的人性邏輯：『我是親眼看見媽媽被自己國家的飛機炸死的，還有那些無辜的中國百姓……正是中國的百姓救了我。』她的拒絕，不是出於政治立場，而是出於最朴素的情感記憶和道德判斷。她無法背叛的不是某個政權，而是那些在她瀕死時給予她第二次生命的人們。她的『背叛祖國』，實質上是『皈依人性』。結尾，當地政府民政局的慰問與日本官員的勸返再次形成對比，進一步強化了婉子的選擇合理性——真正給予她晚年關懷的，是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而非那個只存在於文件上的『祖國』。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通過沈默與細節迸發出驚雷般的力量。婉子的人物弧光最為完整，作者巧妙地用『失去雙手』這一極端創傷，來反襯她心靈力量的強大。手是勞動和擁抱的工具，失去雙手意味著生存能力的剝奪和親密接觸的障礙。然而，婉子卻用殘臂爬樹、用嘴啃果、打理家務，展現了驚人的生命力。她將腐爛的手指『埋在了河邊，她要讓手指頭時時刻刻都保持濕潤』，這一行為充滿原始的象征意味，是她對殘缺自我的哀悼與接納。她的語言始終簡潔，多通過『深深鞠躬』『搖搖頭』『點個頭』來表達，這種沈默反而賦予她一種堅韌、內斂的力量。她的偉大，正在於用一顆飽受創傷卻無比豐盈的心，彌補了身體的殘缺，完成了對苦難的超越。
根兒父子的形象塑造避免了臉譜化。老漢善良且通透，他深知亂世中生命的脆弱，他的善行是發自天性的慈悲。根兒則更復雜，他既是救助者，也可能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神秘失蹤為故事增添了時代悲壯感。爺倆關於婉子去留的夜間對話，是小說最溫暖的片段之一，展現了在殘酷環境下，普通人所能閃耀的最高貴的人性光輝。他們的語言朴實無華，卻句句千斤，承載著超越仇恨的道義與擔當。
意象的運用也為小說增添了深層的藝術感染力。中秋節滿月時的『月光』，在婉子眼中永遠是『半月』，形象地表達了她生命中永恆的缺憾與等待，月光成了她與未知遠方對話的媒介。老屋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精神堡壘，象征著記憶、承諾和婉子用一生堅守的情感家園；拒絕修繕老屋，是她捍衛記憶完整性的最執著表現。而結尾墳前盛開的野菊花，生命力頑強，無需精心栽培，象征著婉子這種跨越國界的人性之愛，自然、純粹且永恆。
總之，《婉子》的藝術價值在於，它成功地講述了一個『叛國者』的故事，卻讓每一位讀者都對其叛國行為報以深刻的同情與理解。它有力地論證了：當國家的行為違背了保護其公民的基本人倫時，個體基於生存、感恩和愛的選擇便具有了天然的道德正當性。婉子的『背叛』，是對暴力的背叛，是對冷漠的背叛，同時是對生命的忠誠，對恩情的忠誠，對人性的忠誠。這篇小說沒有激烈的控訴，而是通過一個女子靜默的一生，揭示了戰爭最深的創傷不僅是肉體的毀滅、城市的廢墟，更是對人與人之間最基本信任與情感的撕裂。而婉子與根兒一家的故事，則展示了愛具有如何強大的縫合力量。婉子最終無悔的堅守，守候的或許是一個永遠不會歸來的人，但她守住的卻是一份足以照亮黑暗歷史的人性之光。這座建立在長白山腳下的『無手的守候』豐碑，其意義遠大於任何意識形態的輸贏，它是對戰爭本身的終極批判，也是對生命尊嚴與人間大愛的最高禮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