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
糧站在小鎮東邊的河邊，是個大院子。如今我的父母從村裡搬到鎮上居住，說地名怕人找不著，通常就說『糧站橋南邊』。糧站靠河的一側是一排兩層樓房，樓下辦公，樓上住人，外牆貼著石子，當年格外的氣派。院子裡，一排平房是糧食倉庫。糧站的鐵柵欄門已鏽跡斑斑，推開時會發出『吱呀』聲響，像在低聲訴說著什麼。
老一輩人仍有叫糧站『糧管所』的，因它曾名『糧油管理所』。計劃經濟年代，糧油統購統銷，農民吃自家種的糧食，只有鎮上少數單位上班的『公家人』——還得是有正式編制的，纔能到糧站買米。記得讀初中時，有位同學說他家買的大米每斤一毛七分錢，讓我大吃一驚。後來纔知，那時糧食價格實行雙軌制，給城鎮戶口供應的糧食是低價。我們這些農村孩子都羡慕能『吃國家糧』的，覺得那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仿佛那些白花花的大米裡藏著某種神秘的優越感。
糧站在收獲時節會格外繁忙。一是夏收小麥，二是秋收稻谷。農忙過後，農民都要去糧站賣糧，其中一部分是國家的征購任務。那時家鄉主要靠水運，農民把糧食用船載著，或用槳劃，或用竹篙橕，去到小鎮上。我曾多次隨父母去賣糧，糧站門前寬闊的水碼頭上停滿船只，熟識的鄉民打著招呼，各自把糧食口袋搬上岸，送進糧站過磅。空氣中飄著新糧的清香，混著河水的氣息。
因糧站對糧食的品相、乾燥度等有要求，送去的小麥、稻子，都提前經過了晾曬和揚篩，可糧站常找借口壓低品級。我常見農民在過磅處跟工作人員磨嘴皮子，求著把自家糧食定高些等級，好每斤多賣幾分錢，一千斤能多賣幾十塊。他們粗糙的手掌小心翼翼撫過糧食，眼神裡滿是期待與忐忑。但多數人最終總會有些失望，可不賣又不行，黝黑的臉上寫滿無奈，也只能默默接受。
那些年，賣糧未必能當場拿到現金，有時會打白條，得等些日子纔能結算。另外，那時農民種地不像現在有補貼，而要交農業稅和各項提留款，這些錢都是賣糧時從糧款裡扣除。這般一來，即便沒遇上打白條，不少人賣糧後能拿到的現金也寥寥無幾。總有些農民賣完糧，搖著頭念叨下年不種糧了，打算去打工。他們的背影在夕陽裡格外落寞，腳步沈沈地走向回家的船。
不過，多數農民賣完糧，手上總會有些現金。農民集中賣糧的日子，也是河邊集鎮最熱鬧的時候。糧站北邊是供銷社的門市部，裡面有各種各樣日用百貨，還有能做衣服的布料。就像葉聖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裡寫的那樣，手握鈔票的農民會進去，選購家裡需要的東西。沾著泥土氣息的鈔票被數了又數，纔遞到營業員手中。營業員忙得不可開交，開了票後用夾子夾著，順著空中拉著的鐵絲推向收銀臺，『嗖——嗖——』聲此起彼伏，在我眼裡煞是有趣。河邊的路面上擺了不少小攤，賣兒童玩具的，賣鹵菜的，把孩子引得挪不開腳。不少家長雖說捨不得，可難得來鎮上一趟，總會給孩子買個小玩意，或是剁一塊熏燒鵝帶回家。
如今回老家看父母，我常散步到糧站跟前。供銷社門市部早已關了多年，也沒人來這兒擺攤了。河邊建了個小涼亭，附近的老人會來吹吹風，聊聊往事。夏收、秋收時節，種糧人仍會來糧站賣糧，但農田已被大戶集中承包，他們開著卡車運糧來，再也見不到當年繁忙熱鬧的景象了。聽說現在糧站只剩兩個人留守，他們守著這個地方，就像守著一段即將消逝的記憶。而那些關於糧食、關於土地、關於生活的記憶，永遠留在我的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