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峰
1941年，聞一多全家老少八口搬到司家營時，經濟狀況已不堪設想了。目睹聞一多一家的生活困境，一位好友對他說：『雲南出產象牙，昆明又盛行牙章，你懂藝術，又會刻圖章，為什麼不利用這門手藝呢？』
朋友的話提醒了他。他早年就喜歡篆刻，還因此專門研究過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等，他擅長楷書、隸書，小篆也別具風韻。不久，他購置了刀具和材料，回到家裡，笑意盈盈地對夫人高真說：『我還有一雙手，別的勞動不會，刻圖章的力氣還是有的。』高真點了點頭：『你可以試試。』就這樣，他開始了刻牙章的嘗試。在刻第一顆牙章時，他刻了整整一天，手指磨破了，卻絲毫沒有放棄的念頭。
1943年，聞一多開始掛牌治印。那年秋天，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上，新添了一本自編的印譜。封面左側端正地題了『匡齋印存』四個字，下署民國三二年九月——聞一多開始掛牌治印的時間。同事浦江清在《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一文中贊道：『浠水聞一多先生，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已；談風雅之源始，海內推崇……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浦江清認為：『黃濟叔是明代刻印名家，長髯飄灑，可喻聞先生之風度。程瑤田是清代經學名家，兼長篆刻，擬聞先生最為恰當。』
因對古文字有深厚研究，又專攻過美術，能從藝術的角度構思，頗具匠心，聞一多刻出的圖章迥然不同於俗筆。加上他是極有名望的文學名家與大學教授，掛牌治印一些時日後，慕名求印的接踵而來。聞一多本來教務繁忙，這樣一來，更是忙得不可開交。深夜，孩子們睡了，他聽著孩子們均勻的鼾聲，奮力刻印。白天，與朋友說事，他往往也要拿著牙章刻幾個字。這樣的時候，他風趣地說：『我是個教書匠兼手工業勞動者。』從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三年間，聞一多在印譜上留下1400方印。就這個數目而言，已近每天一方。事實上，他還有不少印章沒留在印譜上。
聞一多治印雖是為了謀生，然操守極嚴。1945年『12·1』慘案以後，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禍首李宗黃，為附庸風雅，居然送一方玉石來，請聞一多刻印，限兩天刻好，答應潤例優厚。聞一多根本沒放在心上，將玉石原樣退回。為此，李宗黃對聞一多恨之入骨，令特務將商店中代聞一多收件的吊牌一一砸爛。
也是在那一年，民盟雲南支部組織有了發展，為方便開展工作，防止國民黨特務破壞，各種文件都以個人名義傳送。一天晚上，民盟雲南支部召開會議，議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雲南支部、用『劉宓之印』代表秘書處、用『祖范之印』代表組織部、用『楊亦萱印』代表宣傳部。刻印的事，聞一多主動擔當起來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這四方印章交給楚圖南。楚圖南『望著一多布滿血絲的眼睛，接過了四枚圖章，深深地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動』(楚圖南《紀念戰友聞一多》)。同年10月，西南聯大成立時代評論社，出版《時代評論》周刊。作為創始人之一，聞一多在評論社成立的當晚，刻了一方『時代評論社章』隸書印章。據說，聞一多刻的隸書印章，只留下這一方了。
聞一多給自己刻過幾方印章，其中有一方『叛徒』印章，是他題詞時常用的。他說：『為什麼叫「叛徒」呢？因為我要做一個舊世界的叛徒！』
當時身為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的聞一多先生，學識造詣精深到何種程度，自是我輩無法推知。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經濟狀況不甚理想之際，能心態平和地自謀生計，而且絲毫無怨言。此等胸襟、此等氣度！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全國知名學者、民主戰士的另一面，再反觀我們自身，有些人在暫時失落之際不能迅速走出陰影，只是一味徘徊在自責與抱怨之間不能自拔，想想真是教人汗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