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俊
父親很瘦，個子五尺五以上，慈祥的臉上看不出有什麼脾氣，一說話嘴角上揚，堆起滿臉的笑紋。
那年我12歲，暑期開學上五年級就加入了中國少年先鋒隊，紅領巾往脖子上一紮，紅透了我的心，也染紅了父親的臉。
不長時間我病了，是吃野菜中毒，嘔吐發燒下不了地。
第二天黑夜，母親也病了，臉和一條腿腫得像透明體，父親連夜送她進了醫院。
家裡三口人病了兩口，日子咋過，我不敢想。
母親住院要交押金30元。家裡分文沒有，父親急得直跺腳。好在一個親戚在醫院當大夫，出面求情，允許緩交幾天。
父親安置好母親，急忙趕回家看我。
父親進屋摸摸我的頭，他兩眼紅紅的，如同冬天凍在樹上的兩個乾癟的紅果；嘴邊的胡子又黑又長，乾裂的嘴脣上有幾個血泡泡。他脫下後背畫滿白色『地圖』的黑上衣，用藍瓷大碗，從水缸舀了碗涼水咕咚咕咚喝下，然後擦擦嘴，坐在底下的凳子上，一個勁兒地撓頭。
吃中午飯的時候，父親回來了，飯是對面屋二嬸給做的。二嬸問父親：『去生產隊見到隊長了嗎？』父親沙啞著嗓子說：『見了，央求半天，借給了2元錢。』
我翻過身趴在炕上著急地和父親說：『爹，我不念書了，明天就去生產隊幫你掙工分給娘治病！』
下午父親從大隊部回來，臉色比昨天好看一些。父親和二叔二嬸說：『見到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和主任，他倆說我是生產隊的「五好社員」，沒想到借給了20元錢。
父親有些氣喘，嗓子裡不停地發出『吱——吱——吱』的聲音。他和二嬸要了一塊包布，把家裡唯一值錢的幾把火煙捆在包裡。然後叮囑二叔說：『把家那只花公雞賣了，再想法湊幾個錢。』
『爹，花公雞不能賣，全靠它打鳴催我起床上學呢。』
晚上，父親緊緊摟著我，不停地用手摸著我的身子說：『千萬要好好讀書做人，書中有黃金啊！』
『爹，你的胳臂上咋有兩塊疤啊？』我看著父親胳膊上紅裡套著黑的傷疤問。
『別提了，那時社會上很亂，你爺爺去世後，我17歲就被日本人抓到撫順煤礦挖煤去了。』
『被刺刀紮的？』
『小日本太惡毒了，挖不夠煤就用帶鐵釘的木棍打，不少人都爛胳臂爛腿。我這兩處傷口也潰爛發了炎，胳臂差一點爛掉。』
父親說著，眼裡流出了一串淚水。
『1947年，我們這裡解放了，共產黨領導窮人翻身當家做主，咱住的這房子就是共產黨分給的。』父親手指著被熏黑的屋頂說。
『爹，你是共產黨員嗎？』『不是。但和你五哥我倆偷偷給哈達街老爺廟的共產黨和八路軍送過信，共產黨帶著一個排的隊伍，連續3天繳獲了日本鬼子五車糧食和30多支步槍。你五哥頭腦靈活有文化，剛一解放就參軍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是咱們的大救星啊！』
第二天早晨，那只花公雞第一遍鳴叫，我和父親便穿衣起床。父親點火燒水做飯。
吃完飯，我背起書包，和父親一起走出了家門。父親往北走去醫院，我往南走去學校。望著父親背著包裹弓腰遠去的背影，我咬著嘴脣哭了。
等我晚上放學回家，沒有看到那只花公雞，二嬸說賣給後院王大娘了。我忙跑到園子裡摘了一個角瓜，給王大娘送去，換回了那只花公雞。
後來母親的腿病好了。每到吃飯時，父親就和我說：『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好日子，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要不然，你娘的那條腿非截掉不可。』
不長時間，姐夫來家了。吃飯時姐夫和我說：『共產黨是我們心中的太陽，沒有黨就看不到光明。』
姐夫臨走時，把一個小紅本給了我，說是轉業時連指導員送給的。
小紅本的紙張有些卷曲發黃，但扉頁上寫著的那行字卻很清楚：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父親說，姐夫參加過抗美援朝，是立過二等功的共產黨員。
我中學畢業參加工作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早早起床，把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又把水缸挑滿了水。母親特意做了頓香噴噴的面條。父親端著碗親切地和我說：『千萬好好教學，別虐待學生，記住飯碗是共產黨給咱的。』
娘沒有吃飯，不停地擦眼淚，從櫃子裡拿出一雙黑色條絨布鞋和一雙白色尼龍襪子說：『穿上吧，心正路好走。』
兩年後，我面對鮮紅的黨旗舉手宣誓。看著黨旗上的鐮刀斧頭，我想到了不怕苦和累的姐夫，想到了父母。
如今，我的年齡大了，黑發少了，可想念父親的夢卻越來越多。夢見父親那雙疲勞的眼睛，仍像兩個乾癟的紅果，他親著我的臉囑我好好工作，好好做人。
夜，靜悄悄的，偶爾傳來幾聲蛐蛐的鳴叫。實在難以入睡的我，披衣走上陽臺望著星空。一顆顆星星眨著眼燦爛著遼闊無垠的夜幕，突然我看到遠方一顆星向我笑瞇瞇地走來，越看越像是父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