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方
正午時分，送女兒到高鐵站。
路有點堵，車有點顛。
可是這都不應該啊，這條路平時基本通暢，車行也很是平穩。
今天坐的是網約車。和以往不同的是沒有到地下停車場，而停在了地面上。
下車時陽光正好，略微還有點晃眼。
周圍也有車，停放秩序也有點亂。不過人和車、車和車，誰也碰不到誰。
一路進去候車室，掃二維碼、出示綠碼，在進站閘機前停下來。
我們貼了貼彼此的面頰，其實更多是口罩在摩擦。
我們就只是探著頭貼了貼臉。左邊，右邊。
我們沒有擁抱。她太瘦了，我的手臂長得多餘。而她一手拉著行李箱，一手舉著身份證。
看她刷身份證進了卡口，過了安檢，從安檢臺上取下行李箱，轉回頭向我招手又向前去。
候車室並不是很長，但她愈行愈遠，身影一點點變小，混入人群，被遮擋著一點也看不到，看不到她黑色的裙子、紫色的上衣和頭上豆綠色的發箍。
看不見她的身影時，我的眼睛潤濕了，慢慢凝成一滴淚。
這將落未落的淚水讓我有點不認識我自己。
七年前她離開家上大學，我送她到學校。一早報到後，我在學校配發的床單和被罩角給她繡上小小的『林』。這是她的姓氏，為的是將來換洗晾曬時不會收錯。因為要趕午後的火車回去給學生上第二天的課，本就粗糙的女紅越發粗枝大葉起來，好在她不嫌棄。那會兒的揮手作別很是輕松，四十出頭的我沒覺得離別和感傷，想的是我們各自都會展開一段嶄新的、奇異的旅程。
三年前她讀碩士的時候，我仍舊送她到學校。趁著新同學未到，在她的宿捨裡小住，一起收拾書本、洗衣服、曬被子，一起吃她推薦給我的外賣，這些外賣是她四年大學生活裡最認可的美食。是的，她是在本校讀研。
她碩士畢業，我沒有辦法去觀禮。畢竟連畢業生都只能選派少數人出席，畢個業想和導師合影都成了異常艱難和曲折的事情。這讓人無奈的疫情啊！
說起她的瘦，她說：『我們不能出校園，連外賣也吃不到！』
如今，她還是繼續求學生涯，我卻不能陪她去學校了。疫情背景下，單位要求我們『非必要不離哈』。
於小家和我個人而言，陪她走一趟算不得『非必要』，可於大局而言，這實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件事，的的確確是『非必要』的。退一步說，對她而言，應該也是不必要的吧——這七年間的來來回回，除了入學那兩次，哪一次不是人家自己走的呢？想送，只是想送她一程，不是因為她真的需要，而是想為自己求個安慰，假裝未曾缺席她人生的每段路程。
她上大學時，我在回程的路上寫下一篇《從此，空巢》。那是我唯一一篇在手機上完成的文字，淡淡的情緒打動了好多人。雖然這題目看來似乎很是失落，但我心裡其實並沒有。18歲出門遠行，孩子們的人生多的是未知和探險，卻也能有太多生機勃勃的希望和瑰麗奇偉的色彩。
三年前，我沒有為她寫下什麼。因為我覺得她的人生就像一輛戰車，在它該在的軌道上前行，那麼前行就好了，哪有那麼多可說的！
可是如今，送她，我卻不期然有了一滴淚。
這一滴淚讓我想了很多。
我從來不是一個感情細膩的人，從前送她也就是送她，只是想幫她提一段重重的行囊。她進站，我們就多是嘻嘻哈哈地揮手，偶爾親一下肉肉的小臉，不等她的火車開，我就已經在回家的車上了。有時還會一轉身就去順路的宜家商城逛個小物件，再吃個心心念念常惦記的冰淇淋。
可是這次，我是真的心疼了。
像她一樣的年紀，我已經送了一屆高三畢業班了。一千多個日子，那群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孩子每天恭恭敬敬地喊我『老師』，『失散』多年以後還有人找到我的微信跟我說感謝。
像她一樣的年紀，她有的同學已經是妥妥的『社會人』，也有的剛剛步入職場，滿面春風地暢想未來。當然，也有和她一樣選擇繼續求學的。她碩士同寢的女孩去了香港讀博，說聽不懂粵語，說地狹人多感覺很擠，說宿捨的床只有80公分寬。女兒說，和她的80公分比起來，我的90公分立刻很幸福啦！
讀博士，哪裡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呢？
曾有師妹在師門聚會時笑著跟我們講，讀書時去學校的心理諮詢室找醫生，心理醫生問她是博士還是碩士讀幾年級，然後說：『纔博一，來得有點早啊！』師妹說起時我們哄堂大笑，但所有人都知道這笑聲裡的苦澀。細品醫生的話就知道，去做諮詢的博士生不在少數，不同程度的抑郁與這個群體幾乎如影隨行。我自己也在這陰翳中苦苦掙紮過。
女兒高中和大學時候的同學有的『已婚已育』了，他們也都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當然，也有畢業三年安然享受單身生活的，那是真的享受，不是『單身狗』。我咬緊牙關和自己說『不要著急不要催』，但也真的希望她能遇到合適的人，談一場不負青春的戀愛，然後有一個人能與她在未來的歲月裡相依相扶。
我坐在地鐵上略微神傷的時候，她拍了張雨線劃過車窗的照片給我，她說『下雨了，還挺大』。
見證整個過程的，當然還有從來少不下的林教授。但在這篇文章裡，他只是結尾的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