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振華
一座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山，無論它是否高大雄偉，也無論它精確的海拔高度，都會烙給登山者或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印記。
獨秀山又名獨山，卓筆山，俗名土山。山體並不高大，南北走向，長3.5公裡，寬2公裡，最高峰海拔396米。身為一名地地道道的村民，獨秀山的地理高度，在我沒有查閱相關資料之前，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又因為這座海拔不高卻擁有一定知名度的『土山』，業已立項，開發成了獨秀山公園。項目總投資達1.63億元，建設面積達2900多畝，包括獨秀史料展示館、空中棧道及四個驛站、三條登山步行道、一條觀光車行道、獨秀山生態修復等工程，是一座集文化休閑、登高攬勝、康體養生為一體的文化山地公園，因此，掛在游人口邊的那『爬上去』，提昇到了『認識這座山』的層面。396米只是海拔高度的一種指向，對於決心要順著蜿蜒至山頂的盤山水泥路走上去的游園人來說，難度的指向頓時銳減了，而登山的意義卻在游園的同時凸現了出來。
打我開始記事，這座『潛岳綿亙，落平岡百裡，頓起此峰』的獨秀山，沒有烙給我『陳獨秀因山得名』的榮耀感，也沒有烙給我『形勢突兀，條乾所為，明析可數』的思想印記；再加上地理距離並不遙遠，即便乘車在山腳下或周邊經過，絕少透過窗玻璃東張西望，自然也沒有『西望如卓筆，北望如覆釜，無所依附』的感覺。在口傳耳受中，『土山』的乳名取代了獨秀山的正名，畢竟乳名總要親切很多，就像我現在回到老家，長輩的鄰居們依舊喊我『二孬子』——以這聲久違的『乳名』相稱，看似謾罵實則親切。昵稱裡是否飽含了疼愛，我沒有認真梳理，但我樂意聽到。感受到『陳獨秀因山而得名』的『榮耀感』，是我大量閱讀相關書籍積累起來的。晚清光緒五年間生於懷寧縣淥水鄉(今安慶市宜秀區白澤湖鄉)的陳仲甫先生，原名乾生，字仲甫，譜名慶同，筆名實庵、三愛、由己等，號獨秀山民。先生取用獨秀山中『獨秀』二字為筆名，在我而言，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的報刊或文獻資料。先生發表在1914年11月10日《甲寅》雜志第1卷第4號上的喚醒國人的兩篇文章《〈雙杆記〉敘》和《愛國心與自覺心》，署名便是『獨秀山民』和『獨秀』。
人因山而得名，山因人而聞名！洞悉這一切之後，盤桓我心頭許多年的疑慮頓時打消了。而今，我登山的雙腿不痙攣了，狂躁且忐忑不安的心安靜了下來。同時也為自己撫觸並感念到的獨秀山，因擁有一種『名至實歸』而背負起『厚重感』——每每登山之前，我那仰望山體、盼望到達的情形，該和我對寫作的『執著』，執意『上下求索』的姿態，有異曲同工之趣吧。
暮春的陽光在這開闊的山頂上顯得舒緩而爛漫。只要視力、聽力足夠好，眼底的一切就呈現得通透、純淨而安詳。萬物在陽光的輻照下，發出並通透著本質的光芒，只要我們心中的信念足夠強烈且具有排除一切乾擾和痛苦的耐心，足以聽見四季的風在上面拂過發出的聲響！這種信念，對於只擁有百年生命的個人來說，就是一座巍峨高『山』！——我們的肉眼能看見實體主峰的極頂，但無法洞察自己心中那座『目標山體』的『極頂』。惟其如此，攀『山』的過程纔顯得極其勞頓卻也最為重要，誠如加繆所言『人們必須相信，壘山不止就是幸福。』
天氣晴好的黃昏，站在地理位置處在東邊的獨秀山頂極目眺望，能遙看西邊的天柱山主峰，雖不夠清晰，但不等於虛無。自古以來，獨秀山雖無五岳之尊，卻與天柱山齊名。致足賞愛獨秀山頂，遙望天柱山主峰，就無異於站在一個『高度』比肩另一個『高度』(航空測定，天柱山主峰海拔為1488.4米)，這種虛擬的本沒有可比性的物象差，地理高度差頓時間消弭了，也不重要了。就像我認真拜讀、學習某位知名作家的那些成名作後，意念的軌道不自覺地駕馭著筆下的文字，向對方傾斜、靠攏，力爭接近再接近。這不是『模仿』能定義的范疇，相反，可以拔高到『高山景行』的境界。
現在，我再一次地站在了獨秀山的地理制高點上。穿越時空的維度，我『看見』了天柱山，沒有仰望，也沒有牽手，但肉體已悄然和山體融合，這便是開發獨秀山公園的境界和姿態，同時也是一處溫暖的精神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