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然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文藝評論》雜志主編。黑龍江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曾在《人民文學》等處發表作品600餘篇，在《人民日報》等處發表文藝評論20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汪曾祺論》等多部，散文集《學習奔跑》《不該對生活發脾氣》等。
王書懷(1929—1984年)，是新中國後第一代黑土詩人。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他與當時享譽文壇的公劉、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嚴辰等詩界名宿交相輝映，曾被智利詩人聶魯達稱為『黑頭發的高產作家』，著有《鄉土集》《揚帆集》《樺林曲》《山川集》《花紅集》《青紗集》《行吟集》《寶山謠》《火熱的鄉村》《張勇之歌》詩集。
王書懷擔綱歌詞主創的《串門》《越走越亮堂》《我愛這些年輕人》等家喻戶曉的經典民歌，曾借助郭頌高亢嘹亮的嗓音傳遍大江南北，逼真地重現了新中國『改天換地』的生動段落，成為記錄一場民族壯舉的移動的雕像。
新詩不易背誦，可如今黑龍江的許多中老年人還能夠大段大段地背誦王書懷的作品，每次他們說到王書懷，都像說到自己特別愛戴的一個親人：『他講話臉紅，衣扣一個一個不自覺地解開，剩到上邊第二顆時，兩手平伸出去，右手還拿了一支鋼筆』，『他桌子上總擺著煙缸啦、帽子啦什麼的，講到動情處就把這些東西擺來擺去』，『和氣得很，和我們穿戴、說話都一樣，看不出是作家，更一點兒也沒有「全國十大青年詩人」的架子』，『他坐在炕頭與你拉家常，在田間與農民一起勞作，過年給鄉親寫春聯』……
有評論家說，王書懷的詩歌像陳年純釀，陶醉了一代人；像文壇號角，激勵了一代人；像拂面金風，催熟了一代人。他那些『一路上看，/一路上嘮，/話題好像那小馬駒，/跟著車兒跑』(《搭車》)之類的詩句幾乎衝口而出，並未經過太多的思量，很像一種極為隨意的哼唱，其中的設喻可謂信手拈來，用日常的語言直錄日常感受，倚重直覺，放棄藻飾，詩句的跳動實為心情的起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生活的本味，這樣的吟詠不離田壟，不離蛙鼓，不離裊裊炊煙。
詩人始終立於生活前線，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特定黑土風情的見證人、目擊者，所以最有機會也最有資格為這種別樣的鄉景作傳。『一樣的秫秸障，/密葉不透風；/一樣的瓜菜園，花開幾多種；/翠生生，/水靈靈，/東院韭菜西院蔥，/豆角挎小刀，/辣椒打燈籠，/西葫蘆結紐滿地滾，/向日葵，探出腦袋逗孩童……』(《滿園春》)自然的幽微，生活的奇美，人世的歡喜，都因詩人的一腔熱忱，都因詩人綿密的心思，都因詩人的生花妙筆，在我們的眼前牽手呈現。
王書懷堅定地認為『不親近泥土，等於不孝順爹娘』，他從來不做生活的看客，詩句背後總站著詩人自己，作者寫來一往情深，閱讀者也自然會被擊中。『小河流水嘩啦啦，/河東河西住人家。/往年一聽河水響，/兩岸親家忙喊話：/「淹啦？」/「滿啦？」/——不是親家太膽小呵，/山水下來真毀莊稼！//小河流水嘩啦啦，/河東河西住人家。/如今一聽河水響，/兩岸親家笑哈哈：/「放啦？」/「滿啦？」/——不是親家問順了口，社裡的水稻都萌了芽……』(《小河流水嘩啦啦》)這首詩顯然是新格律體的代表作品，卻擺脫了當時創作模式化、概念化的框定，借『小河流水嘩啦啦』一句起興入題，用語簡省，直接斷取兩幅剪影，對照鮮明，生活氣息撲面而來，不變的是那條小河，改變的卻是『人』，是人的生活。
同幸運的當下詩人相比，王書懷顯然生活在一個不太好的文學環境，他不得不在政治的高壓下喘息。環境束縛了詩人的手腳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他到底盡了自己的一份力。『歇晌了。/一片喧聲，/搖動了老樹，/枝頭鳥，丟一根羽毛，/另選棲處。』(《午歇》)這樣的表達讓我們看到了心靈深處的鄉景，讓我們聽到了記憶麥田上飄蕩的鄉音，立意選自鄉風，遣詞卻古色古香，用字寥寥，直如小令，斬截痛快。縱使與當前的新派詩歌相比，不論哪個方面，也不見遜色，王書懷的過人之處令人驚詫。
倒是今天的詩人，文化環境夠寬松了，生活夠富足了，有所作為的卻很少。而王書懷不僅是詩人，還是詩人的老師，帶出了一大批詩人，他像大家心中的一面旗幟，他說『我願做一架梯子，讓後來者踩在我肩上上路』。王書懷的詩歌是物質飢饉年代的一種精神激勵：『瞧，三星沒落/月兒西斜/姑娘登上了井臺/上工哨兒/吹醒了半趟街。/張家嫂，/李家妹，/三娘五嬸，/荷鋤集合，霎時間——/一片嘻笑，/撒向田野……』(《野姑娘》)生存、發展，要靠我們的雙手來實現，勞動因之被賦予最崇高的光暈。而有了勞動的映襯，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則會更便利地獲得表達。『不聞鳥啼杏枝上，/二月裡，/但見一路/鞭打銀樹霜花飛！//趕車人，/哼小曲，/回望車隊龍擺尾；/心裡頭/早有幾分豐收醉。』《鞭聲》中的這一節，無疑來自現場的采集，詩人幾乎照拍了生活的原態。在一種很難衝決的『政治敘事』的氛圍中，王書懷的講述仍會多一絲冷靜，不忘在質朴的書寫中與詩意站齊。 其實，政治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流行文化是並行的，對哪種文化的過分強調都曾給我們帶來相應的教訓，翻閱我們的文學史，每一種實例都不難找見。王書懷的詩歌卻大致做到了三者兼顧，他的讀者成分復雜，政治家看到的是政策帶來的感奮和百姓的生存狀態，一般讀者領略的是或熟稔或陌生的本色民謠，而世代在那塊黑土地上揮灑汗水的人們聽到的是自己的心跳。1960年，已是黑龍江省專業作家的王書懷，放棄在省城哈爾濱的優越生活，毅然挈婦將雛來到綏化市寶山鄉掛職鍛煉、體驗生活，一住就是十八年。妻子由光榮的人民教師變成農婦，他的家也由三室一廳的樓房變成了一間半茅草屋。草屋閑置多年，老鼠很多，一不小心就掉到飯盆裡一只。居住在茅屋，工作在基層，創作在阡陌，最終使他成為『黑土地上的青年歌者』、『農民心中詩的代言人』，成為『繼蕭紅之後，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的黑龍江省本土作家』。
『盤腿上炕伸伸腰，/全身的肋骨酥酥響；/倒在炕頭嗅一嗅，/席子底下呵/飄出米谷香……』(《這鋪炕》)在席子底下利用火炕烘乾五谷，是鄉間遠年的舊習，如今這樣的做法已極罕見，此時讀來易於令人憶起樁樁久違的往事。詩中人物的一連串動作，完全是賓至如歸的寫意，是乾群魚水親密關系的生動演示。在王書懷寫詩的當時，他自己就是一個道地的、備受尊敬的基層乾部，鞋上不曾沾過田間泥巴的領導是永遠也嗅不到席子底下飄出的米谷香的。有一次王書懷的母親病了，同事說：『我給你找個好病房，讓老人家住進去吧。』詩人不同意。同事又說：『那讓單位的車跑一趟，把大夫接來。』他也不同意。後來，他借了輛手推車，自己把老母親送到了醫院。他那時是縣委宣傳部的副部長。『聽說縣長來，/不見縣長面，/大路上迎，/小路上看，/空蕩蕩/農忙時節/大路小路人兒斷。//忽見青紗帳，/閃出一老漢，/肩挑水罐兒下山來，/樂滋滋/羊肚手巾慢擦汗，/提起縣長來，/眼睛瞇成一條線：/「哈！啥時到，/咱沒見，/高粱苗鋤了兩壟半，/井巴涼水喝半罐……」』(《聽說縣長來》)那時一些領導乾部的優良作風，讓五十年後的我們心馳神往、艷羡不已。看看詩中所敘的人和景，恍若隔世。 認真做人，認真生活，纔能認真寫詩。一個詩人若沒有一流的人品，一流的人格境界，就不會寫出一流的詩歌。不難想到，王書懷如果沒有與百姓手足般的情誼，就沒有他『春種秋收都入詩，雞啼蛙鳴有平仄』的華章，就沒有如亮眼的珠串般的詩歌，就沒有他為我們的心靈保留的一處可貴的清靜，中國當代詩歌史就不會因之銘記一個身處邊地的詩人的名字。像他這樣真正懂得熱愛的人纔配做詩人，纔配做別人的精神導師。 王書懷說：『我的筆，笨拙的犁/彎腰曲背，耕耘在這生活的土地。』作為與民謠至為切近的一朵奇葩，王書懷的詩歌與勞動人民心心相印、血脈相牽，采擷農家口語入詩，為鄉人作歌，於生活的細微處找尋詩歌的化境，他深情而機智的表達，曾伴著人們走過無數難忘的歲月。
王書懷曾在《詩歌民族化群眾化的一點感想》一文裡說：『學了民歌，它能賦予我的詩歌以流暢、活潑、明快的語言和情調；學了古典詩詞，它幫助我在鍛字煉意、寄情潛志、塑造形象上肯下功夫；學了民間曲藝，它使我經常注意從生活裡選取那些幽默有趣的生活細節納入詩歌，使人物形象更有風趣。』且看這首《串門》：『第一次串門兒，/他說借根針兒，/不找姑娘找大嬸，/釘上了扣子，/又要縫褲腿兒。/唉，誰知道他/縫完了褲腿兒還要紉幾回針兒！//第二次串門，/他說借個盆，/洗了汗衫，/洗背心兒，/白手套揉個稀糊爛，/他還說這肥皂不褪泥兒。/唉，誰知道他/投完了這遍還要換幾回水兒！//第三次串門兒，/老大嬸看出了這裡有步棋兒，/不等小伙子再開口，/轉身出了門兒：/『得咧孩子，你們嘮著，/我到東院借個錘兒……/唉，這樣的小伙子，/真叫人沒有法子兒。』詩歌至少該是一種精神長進，它應該走向更大面積的讀者，像王書懷這種明白曉暢、舉重若輕的詩，當然不會是對生活的一瞥之得。 王書懷是開闢一代詩風的詩人。有詩家說：『舉目檢視中國當代詩壇，在寫農村詩的詩人當中王書懷要排第一，全國無有出其右者。』王書懷有著超邁的詩性稟賦，堅持為民風作歌，縱使在文學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乾乾淨淨的詩歌講述依然具有異乎尋常的啟迪意義。2004年3月19日，王書懷紀念館在黑龍江省綏化市隆重開館，這是該省繼蕭紅故居、丁玲紀念館之後的第三座作家紀念館。館中展品生動地再現了詩人創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比如有一只錢包，詩人逝世時，這只錢包裡只有一塊錢；還有一條斷成三節、主人還不捨得丟掉的腰帶；一張一尺半長、一尺寬、一尺高的小木桌，王書懷的詩歌就是從它這兒起飛……沒有展出的還有一張照片，是詩人在參加全國作代會期間在天安門前的留影，鞋子已分明露出了腳趾……
我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與王書懷的詩歌莊嚴相會時，內心滿是感動。現代視線中的王書懷，可能已有了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們應看到的是那時文學對政治的整體性投靠，所以對王書懷不該有太多的苛責，作為個體，他已做到了最好。王書懷在一本《病中札記》中寫道：『寫字桌，我的領土；稿紙，我的墾區；筆喲，是我不曾消閑的犁……』其作品中的集體主義光輝、撫摸民風的深情、天纔的語言駕馭氣度，連同他為勞動人民作傳的詩觀，最終矗起了一面精神大纛。
遠望數十年前那個為民奔忙的背影漸行漸遠，緬懷雖然不絕如縷，但我們到底痛失了一個一心為民的詩歌領袖。不關心百姓痛癢，不觸及現實生活，更難聽到時代脈搏的跳動，這就是很長一個時期以來當代詩壇的現狀。一家雜志的主編曾懇切地說：『詩人們應該反思自己。不是大眾拋棄了詩人，而是詩人拋棄了大眾。』 直到今天，王書懷仍是漢語詩歌前行的重要路標。在這個許多詩歌迷路的時代，很有必要給詩人們講講王書懷，他有理由成為懷念背景裡永遠的、不可遺忘的詩歌話題。
(林超然此文刊於2009年3月28日《文藝報》，發表時題目為《王書懷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