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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人的抗戰史志情緣

來源:綏化日報 2025-10-11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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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人的抗戰史志情緣

 

  抗日戰爭既波瀾壯闊又艱苦卓絕,成為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它凝聚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也積累了豐富的文史資料,及時整合好抗戰史志迫在眉睫。傳承弘揚好抗戰精神,對史志寫作者來說,必須做到『三救』:即是:只爭朝夕的搶救、精確無誤的校救、錦上添花的補救。本刊作者分別采訪了三位高齡老人,他們都酷愛史志寫作,對這『三救』有著親身體驗,談得深刻貼切,很有見地,雖然講述的角度不同,各有側重,但有一個共同感悟:要書寫好抗戰史志,一定要懷有神聖的使命感和嚴肅的責任感,做到竭智盡忠。

  史志是給讀者看的,公眾閱的,要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來不得半點虛假。如何寫好抗戰史志,三位老人為我們提供了樣板,加以仿效,大有裨益。
 

  王捷——只爭朝夕的搶救

  張雨璇
 

  王捷已是84歲的耄耋老人,為搶救抗日戰爭史料,他騎著破舊自行車跑遍全縣村屯,走訪調查500多人,幾乎找遍所有的知情人,歷時十餘載,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終於完成翔實記錄侵略者在慶安犯下的罪行,以及民眾奮勇抵御外侮的長篇巨著《慶安抗日風雲錄》。此後,他又連續寫出記錄抗戰時的可歌可泣事跡文章12篇,發表在省市報刊上。這位退休老人為搶救文史資料,堪稱嘔心瀝血、竭盡職守。

觀情感到迫在眉睫 萌發急速搶救願望

  王捷從教師崗位離休後,就被當時的新民鄉聘請寫史志,在走訪調查中,他驚人地發現在艱苦的抗戰時期,全鄉直接參與抗日斗爭和支援抗聯的愛國志士竟有67人,其中34人被捕入獄、19名被殘害致死,就是幸免活著的14人也都七八十歲,生命垂暮,抗聯的那麼多動人事跡,卻沒有幾人知道。對此王捷深感惋惜,他認為這是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也是很好的紅色基因教育素材,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盡快搶救整理出來。為此,他陸續整理出一些文史資料發表在《慶安文史資料》上。但是,真正促使他寫本專著,詳細記述抗戰光輝歷史的動機,還是在他72歲那年。

  那年王捷應邀給學生上愛國主義教育課,當講到侵華日軍殺人放火場景時,學生一臉茫然,無動於衷。當時王捷的心猛然顫抖,有種被火灼傷的感覺。他深知年輕人對抗日戰爭的認識越來越淡薄,難以領悟到那個時代的悲慘和傷痛。尤其是親身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越來越少,在世的已經不多,自己應當抓緊時間搶救那段歷史資料。他以古稀高齡立下志願,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抗戰歷史寫出來,留給子孫後代。

  為此,王捷從那時起,決定走訪抗日戰爭的親歷者或知情人,寫一部完整系統的抗戰史書以教育後代。從那年7月起,他開始了艱苦調查,選擇了最偏遠的豐田鄉。當走到呼蘭河河套時,他突然感到雙腿像棍子一樣僵直回不過彎兒來,只好躺在路旁灌木叢中休息一會兒,由於過度疲勞,躺下竟然睡著了。一覺醒來,猛然看到不遠處有兩匹狼,坐在離他十步遠的地方瞪著眼睛看他。他急中生智忙把自行車前?轆立起來,兩個家伙嚇得倉惶而逃,他不禁有些後怕。

  當他回到家中向家人敘述這一幕時,兒女們都驚得目瞪口呆,便把車子藏起來,再也不讓他出門。一向溫和的王捷動怒了,生氣地說:『你們以為這樣做是關心我嗎,其實是害了我,一天完不成夙願,我就很難受,死了都閉不上眼睛!』家人沒辦法只好由他的性子去做。

遭難仍舊馬不停蹄 持續傾情下力采訪

  王捷在奔波采訪的日子裡,艱苦和困難總是如影隨形。有一次,他到同樂鄉一撮毛屯調查日寇追殺抗聯遺孤情況時,知情人恰巧到新青山林場走親戚去了,不知啥時候回來。王捷一聽就著急了,蹬起自行車就往林場趕。那一天他騎車百裡,累得渾身像散了架子一樣,手一個勁地劇烈顫抖。招待所工作人員看他這個樣子,就說:『老爺子,你這不是傻嗎,就不能等明天再去?』王捷苦笑著說:『年輕人你不懂啊,抗日戰爭知情人為數不多了,而且都是八旬以上的老人,有些人今天晚上脫了鞋襪,不知明天早晨還能不能再穿上,我得搶救史料啊!』

  王捷懷揣使命,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同時間搶,同生命爭,分秒必爭地搶救抗戰史料。他的冠心病和高血壓都很嚴重,稍微一累就心慌氣喘,憋得透不過氣來。但他以驚人的毅力,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難,堅持走村串戶調查走訪。夏天還好說,最怕的是冷天,因為他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炎,平時就尿頻,一遇冷著涼,幾十分鍾就得小便。有一年初冬,他去建民鄉曲家屯采訪,天還下起小雪,手指很快凍得麻木了,小便之後,怎麼也系不上褲扣了,只好一手提褲子,一手推車前行。采訪結束以後,雪越下越大,被采訪人對他百般挽留。王捷想到時間寶貴,住下就白白耽誤了一下午,便謝絕了好意,推起自行車上了路。雪後的土路粘住車?轆,走幾步得摳一下泥,他硬推著車子趕到下一個屯子。

  王捷在十多年的走訪過程中,行程幾千裡,跑遍全縣所有村屯,共收集資料20多本,記下30萬字的資料。待所需資料齊備後,他已經80高齡了。他為集中全力寫好這本書,搬到女兒的空房裡,自己做飯,說是做飯其實就是以方便面為主,還時常廢寢忘食。他有心髒病,他身邊一直放著速效救心丸等藥物,夜以繼日地寫作,就是怕自己『臨走』之前完不成這部著作。

遇遺難題刨根問底 弄清真相方肯罷休

  王捷對調查史實非常嚴謹,一絲不苟,不敢有絲毫差池。他認為寫史是給後人看的,應當准確無誤。他在調查『智擒收降團』事件時,發現有個環節與史料記載有出入,為了弄清事情真偽,他一直往事發地跑了7趟,找遍了所有知情人,還翻閱了5本有關資料,直到弄清事情真相。

  王捷采訪調查史實從不放過一個疑點,哪怕再困難再繁瑣,也要搞清楚。土匪出身的義勇軍總司令湯榮,群眾對他說法不一,功過也眾說紛紜。為了徹底弄清湯榮和義勇軍的真面目,王捷沿著義勇軍當年的行動路線,斷斷續續地調查了三年,行程500多公裡,走訪了40多人次,終於把湯榮的身世和他一生所為調查得一清二楚,還原了『抗日救國義勇軍』的真實面目。

  史實上弄混記錯史料的情況時有發生,王捷認為寫史志不能滿足於現有資料,他總是進行細致地調查研究。新民鄉曾家屯抗聯秘密交通員李秀蘭意氣用事,曾導致36人被逮捕,李秀蘭卻被保釋出獄。她為什麼能被提前釋放,有人說她叛變,有人說她機智,由於歷史久遠誰也說不清楚,王捷不甘心照抄史料,多次自費到撫順、哈爾濱等地尋找當事人,反復考證事發過程中的每個細節,為此他花了上千元的路費,終於弄清事情真偽。

  王捷對史料格外珍惜。有一次,他到縣民政局查閱資料,新接任的檔案員找了三遍都沒找到所需要的那份資料,王捷有些沮喪,愣了半天竟然哭了起來。民政局領導見他哭得很傷心,忙說:『老爺子別哭,我幫你找。』後來在一個資料櫃裡找到了那份資料,王捷這纔破涕為笑。

  王捷畢竟年過八旬,伏案時間一長,就兩眼乾澀,頭暈目眩,腰酸背痛,但他始終不懈地埋頭寫作。幾乎天天四點多鍾起床,一直寫到深夜十一二點,歷時五年多,在他84歲那年,完成了40萬字的嘔血之作《慶安抗日風雲錄》。成書之後他不忙於出版,而是反復修改,精益求精,多次征求各方意見,經過五易其稿纔定稿。等書稿出版社復印在際,他再也支橕不住病倒了。子女們都埋怨他說:『你這是圖個啥呀,為寫一本書把自己折騰成這樣,值得嗎?』王捷苦笑著說:『值呀,太值了!我不怕自己死,就怕歷史被遺忘,我寫出這本書就是讓世人永遠銘記抗戰,這是我一生做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情!』
 

陳士平——准確無誤的校救

王亞義
 

  陳士平今年已經76歲,退休前一直從事宣傳工作,後又調入綏化日報社當編輯,大半生從事新聞寫作和文化宣傳。他在崗位中養成了嚴謹作風,任何文稿發出去都不能錯漏一字,對他的稿件領導十分放心,送他綽號『托底放心的編輯』。

  陳士平退休後,仍發揮特長,從事史志研究工作,近幾年先後編寫了30多篇史料文稿。他對抗戰題材的文稿更是情有獨鍾。自己的文稿極有差錯,對別人文稿的錯漏也熱心改正。

寧可脫層皮 也要糾正一個字

  綏化區域的慶安、青岡和北林一帶,在抗戰時期是抗聯西征部隊的主要活動區,有關這方面的史料也多如牛毛,層出不窮。有些寫作者認為都是近代事比較熟悉,往往先入為主,把事情弄混。日軍侵佔慶安不久,活躍在鄉下的共產黨員創辦了全縣第一個黨支部,直屬中共滿洲省委領導,定名『特別黨支部』,從此抗日斗爭有了黨的領導,開展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平安鎮政府為弘揚特別黨支部的光輝事跡,特意在特支成立之地豎起大理石碑,上面刻寫著碑文。陳士平到鄉下辦事路過石碑,細讀了碑文,發現碑文有誤,把本是『中共滿洲省委直屬的慶城特別支部』,誤寫成『中共北滿省委直屬的慶城特別支部』。雖然只差一字,但年代卻相差六年。因為慶城特別支部設立時,中共北滿省委尚未成立,顯然是大錯特錯了,這樣的史志錯誤會貽笑大方。

  陳士平認為歷史遺址是客觀存在,不能僅靠傳說確定,必須拿出證據論證自己的觀點,纔能獲取有效的依據。他冒著酷暑,多次親赴鄉村走訪調查,還多次到文物局和檔案館查詢資料。有人見他汗流浹背,臉上蒙了一層灰,身上脫了一層皮,就勸他:『你這個老人可真執著,為了糾正一個地名,何苦這麼辛苦。』陳士平輕笑著說:『咱得對歷史負責,不能以訛傳訛,那樣會貽害後代。』他就是靠這種執著精神,終於使文史資料多處錯誤得以修正。

哪怕跑斷腿 也要校准一件事

  東北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擁有四十幾個少數民族,常因語音翻譯造成誤解,這成為陳士平著力研究的課題,也讓他為了校正頗費周折。蘭西縣民河村有個金代古城名叫『女兒城』,民間藝人就編出『這個城為金兀術女兒所建,連同金軍將士眷屬也都駐紮在這裡,因此得名「女兒城」』。由於抗戰史料也這麼記載,直接影響抗戰精神的弘揚。陳士平認為出現如此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對當時的時代背景不夠了解,只從語音解釋上認定纔會造成誤讀。金代後期蒙古族大軍鐵騎風暴入侵金朝,造成女真族城毀人亡。古城一帶幾百裡無人煙,由於地廣人稀,當年對古城的誤傳也流傳至今。女真族音稱女兒為『薩爾罕錐』,這個語音與城名『女兒城』之音不相符,因而說此城是女真語地名難做定論。再說此城是金兀術女兒所居與歷史也不相符。當時金兀術一直忙於征討遼國和對宋朝的侵略,其軍營都設在金朝中部的郊區,根本無暇北顧,這個城根本與金兀術女兒無關。

  那麼『女兒城』的名字又從何而來呢?

  陳士平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民間編造的地名;另一種可能是滿族『牛錄』的變音,甚至是蒙古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的異音,但這與『女人』均無關。這是陳士平的論斷,要確認此爭議必須加以論證。為此,他多次跑到民和村一帶走村入戶進行調查,坐在老人炕頭嘮,蹲在女人灶口談,為的就是得到一個論證。僅民和村,他就頂風冒雪跑了十幾次。功夫不負有心人,此爭議終於得到確定,女兒城不復存在,是一個編造的虛名,不應寫進抗戰史,而誤導眾人。

即使磨破嘴 也要弄清一個人

  陳士平對東北抗聯在綏化一帶的活動十分關注,因為綏化是抗聯三路軍同日軍搏斗的主戰場,他特別對抗聯6支隊和12支隊在北林、蘭西、慶安的活動尤為關注。

  80年前,抗日戰爭取得近代第一次完全勝利。那些戰斗在白山黑水間的抗戰英雄,有許多犧牲在這片黑土地上。但是人們卻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就連編入抗聯史料的也不多,抗聯12支隊代理隊長徐澤民就是其中之一。

  徐澤民早在1935年就到慶安組織秘密交通站,從事黨的地下斗爭,後又率隊進行過多次著名戰斗,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指揮的敖木臺戰斗,打死打傷日偽軍200餘人,弘揚了抗聯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由於徐澤民從事的多是地下斗爭,又犧牲得早,民間對他傳聞較多,其中許多是誤傳,需要明確校正。

  陳士平認為,搜集整理徐澤民事跡雖然有許多困難,但也必須澄清,這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到抗聯的整體榮譽,他克服種種困難,為了解情況方便,不管多遠的路都要騎著自行車去,即使得到的僅是只言片語,也不放棄。有位九旬老人是徐澤民的知情人,但他有些糊涂,對往事說不清。他就三番五次去采訪,終於弄清了事實真相,寫到他參與編寫的《彩虹在血花中閃爍》的抗聯故事集中。

  『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繼續探索歷史留下的謎題,給抗戰史志一個清晰准確的印記。』這是陳士平的情懷,值得頌揚。
 

鄒本棟——錦上添花的補救

莊義彬
 

  八旬老人鄒本棟下過鄉,教過書,也從事過圖書館工作,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深刻認識到弘揚紅色基因的重要性。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他著手研究地方史志,重點以抗日斗爭發展史為主。他是慶安人,對慶安抗戰史情有獨鍾,幾乎細讀了慶安所有抗戰史料,從中發現史料過於偏重短文,有些支離破碎。為此,他竭盡全力進行補錄工作,緊緊抓住缺項、漏項、疑項,撰寫出《慶安抗日斗爭史補錄》專著,得到老抗聯戰士、原省政協副主席於敏的高度重視,親自書寫條幅:『祝賀慶安人民,發揚抗聯精神,建設美好慶安』,並作為禮物贈送給他。

瞄准整體缺項 致力寫透支柱

  慶安在14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戰斗爭中,人民群眾團結一致豪情滿懷,冒著生命危險支援抗聯。支援不可阻遇,力量不可戰勝。他們聽從中國共產黨的召喚,形成民族的整體覺醒,凝聚成堅強力量,這種力量集中表現在抗日根據地上。

  慶安在艱苦的抗日斗爭中,逐步建立起抗日根據地,並且堅持長達10年之久。這個根據地就是以北滿省委所在地老金溝為核心,輻射到同樂鄉一帶。然而在眾多文史資料中卻沒有明確表述這個抗日根據地,成為明顯的整體缺項。鄒本棟在《補錄》一書中,作為『前言』加以論述,指出毛澤東早在延安就鮮明提出根據地的標准。他認為老金溝區域完全符合根據地標准:其一,北滿省委機關設在老金溝,有黨的直接領導;其二,老金溝堅持分期分批整建制對部隊輪訓和集結;其三,廣泛發動群眾支援抗聯,不僅湧現出孫德珍、尹鳳閣等全國支抗模范,還出現先進個人68名;其四,老金溝山高林密,溝壑縱橫,是打游擊的絕佳地域,完全符合根據地標准,不應該缺項。

  老金溝根據地能夠在敵佔區得到長期存在和鞏固,鄒本棟作了詳細分析,指出根本因素:一是有黨的正確領導,二是有群眾的熱情支持。從而得出結論『根據地是打好游擊戰爭的重要場所和堅強堡壘,也成為抗日戰爭的支柱』,不應遺漏和忽略,這是重大失誤,在宣傳抗戰精神時應加以補錄,並作為重要章節加大力度宣傳。

抓住主軸漏項 全力選定綱繩

  抗戰初期,活躍在黑龍江的抗聯三路軍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進行西征,途中一邊行走一邊抗敵,依托山高林密優勢,打的都是游擊戰,因此慶安成為抗聯的主戰場,軍營都設在隱蔽的山區,有較大規模的密營就有36個,密營也成為抗聯活動的主軸。然而文史資料對此的表述卻是輕描淡寫。鄒本棟認為,密營既然成為抗敵斗爭的主軸,就應該濃墨重彩地講述,從而達到從密營透視輻射抗聯精神的目的。基於這樣的思考,鄒本棟從三個方面進行補錄。

  用力寫透生存狀態。抗聯設在慶安的密營都是從實地出發,建得各式各樣,不拘一格。為摸清密營狀況,鄒本棟跋山涉水進行了艱苦的走訪調查,幾乎走遍了慶安、鐵力、桃山一帶的密營,但令他惋惜的是密營大多成為一片廢墟,這就需要登門入戶走訪知情人,經過兩年時間,纔摸清密營『房捨』狀況。巧借破窯洞:由於日寇對山區抗聯大『掃蕩』,把在林中燒炭采石的群眾紛紛趕下山,工棚被迫遺棄,變得破爛不堪。抗聯對這些棚捨重新進行維修、補建暫住於此。開鑿地窨子:抗聯在山坡向陽的地方開掘出類似房間的密洞,俗稱地窨子。地窨子由暗道相通,便於聯絡集結,也有利於防炸,密營多建有這樣的地窨子。搭建木楞房:選擇依山臨水、背風向陽地方,搭建板夾泥房,房後有高大樹木遮住房子,房前開門設窗。牆壁則在雙層木頭中間夾上青苔,再抹上泥。房蓋用榛條野草編織成草簾子,再壓上樹皮。這種房子雖然無比簡陋,抗聯卻被看作是『宮殿』。

  用情講述艱苦抗戰。戰士住這樣的房子艱苦不必說,最難的病號傷員,由於敵人封鎖,藥品難進山,只得采用土辦法,沒有消炎藥,先用鹽水把傷口周圍衝洗乾淨,再把槍探子燒紅消毒,纏上紗布,伸進傷口,來回拉動,以除膿血爛肉;沒有麻藥,只好咬牙硬挺,刮骨療傷在密營成為常事。因房捨簡陋潮濕見不到陽光,傷員病號十天半月也得不到好轉。

  用心書寫敵人破壞。雖然密營設在山區密林深處,極其隱蔽,但也會導致暴露,日軍時常進山清剿,一個房捨還沒搭建完,就被日偽軍毀掉了。因此,捍衛密營的戰斗經常發生,而且十分激烈,充分彰顯了抗聯將士不屈不撓的精神。

針對百姓疑項 著力貫穿紅線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近百年,知情人大多也不在世了,對抗戰中的一些事情眾說紛紜,加之一些文史資料各執一詞,各說各理,必然會引起百姓疑慮。面對這種情況,鄒本棟動情地說:『我們作為史志研究人員,對世間疑問不能袖手旁觀,無動於衷,應當站出來,給予正確解答,這是我們的責任。』鄒本棟『三找肉丘墳』便驗證了他所說不是謔言。

  1932年,就在小鬼子入侵慶安的那年臘月的一個晚上,突然有一群學生裝束的人騎著馬從東朝慶安『一撮毛』方向奔來,當趕到克蘇裡村想住下時,突然被埋伏在村外的日軍走狗、土匪頭子曹榮和徐景陽率領的300人團團圍住,他們號稱是官兵隊伍,其實是改頭換面的土匪,隨後雙方展開了激烈而殘酷的戰斗。『官兵』不斷猛烈攻擊青年隊伍,死者甚多,幸存者點燃了柴垛,纔僥幸逃生。等到天亮時,曹榮的人馬打掃戰場,發現死傷的人接近50人。曹榮向村民宣稱打死的這些人都是『土匪』並讓部下抓來一些百姓在克蘇裡大橋東60米處深挖了一個大坑,把死的和沒死的人統統推入坑中,埋成一個大墳包,這就是當地所說的『肉丘墳』。人們發現這些『土匪』都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其中還有3個人是女扮男裝的姑娘,覺得這些人更不像是『土匪』。

  人們帶著巨大的疑問,度過了半個世紀。『肉丘墳』埋的究竟是什麼人?他們的屍骨還存在嗎?這一直成為謎團。鄒本棟在翻閱慶安多部史志檔案中隱約斷定『肉丘墳』埋葬的50個年輕人絕對不是土匪,而是具有抗戰熱情的年輕人。這個結論對否,必須得到驗證,這纔開始了他艱難的三次搜尋。

  第一次,鄒本棟走訪了鄰近克蘇裡大橋的三十多個村屯,但令他很失望,竟沒找到一個知情人,連墳丘也沒看見,但他沒有失望退縮。時隔半年,他又開始了第二次走訪,這次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清華大學的學生、北京市委西郊黨委書記張甲州當年受黨組織委派,在『九一八』事變後,先後與於天放、張文藻等人回到家鄉巴彥,組建了全省第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巴彥抗日游擊隊,後又到慶安、鐵力、青岡一帶開展抗日活動。他們攻城略地,勢如破竹,那次克蘇裡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巴彥游擊隊成員。鄒本棟如獲至寶,積極尋找時機走訪調查,這個時機終於讓他找到了。

  那是巴彥縣為張甲州烈士紀念碑和銅像落成舉行揭幕儀式,到會的有張甲州的後人,以及研究巴彥游擊隊的專家學者,會後自然也談到人們關注的『肉丘墳』,大家講論據,談感受,從而得到的一致結論:『肉丘墳』埋葬的就是巴彥游擊隊成員,他們的任務是到慶安、綏棱一帶開展抗日活動,想不到被日軍走狗幫凶暗算,遭受重大犧牲。

  鄒本棟站在大理石紀念碑前,面對戴著眼鏡的張甲州銅像,再一次回想起那些可歌可泣的經歷。同時也回想起三找肉丘墳的體驗感受,終於為先烈正名,感到莫大欣慰。三次探訪讓全中國人都知道,克蘇裡大橋下的肉丘墳長眠著一群為抗日救國而捐軀的熱血青年。愛國這條紅線牽動著人們,也激勵著人們,把這些愛國志士永遠銘記在心靈。


編輯: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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